蒋九贞:看《人民文学》2012年第10期

2013-02-07 09:57:21   来源:江苏文化新闻网   0 点击:
本期《人民文学》第一个专栏是迎接党的十八大特选作品,刊登了两个作品,一个是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一个是舒洁的诗歌《我用静默...

    本期《人民文学》第一个专栏是“迎接党的十八大特选作品”,刊登了两个作品,一个是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一个是舒洁的诗歌《我用静默的胸怀歌唱祖国》。《国家》的篇尾有个特别说明,“本作品版权独家所有,凡转载、评论、改编影视等事宜”,都要联系作家本人邮箱的字样,评论也在此列。我因为与何副主席不熟,深怕冒昧,没有联系,当然也就不能妄加评论了。至于舒洁的诗,我只能说,我不是很懂,诗很美,美得有点艳丽,诗人是把祖国拟人化了,当做了人来歌唱,当做了对歌的此方,而好像也期待另一方用高昂的歌来答对,很像写给一个恋人。这使我想起郭沫若的一首诗,就是那首《炉中煤》。郭诗是以恋人喻祖国;舒洁是直接唱出了祖国,是把祖国当恋人。思人乎?咏国乎?让局外人一时难以分辨。也许这就是诗,“无达诂”的诗。

  “中篇小说”也是两个,一部是陈谦的《繁枝》,一部是邵丽的《阴阳虚》。

    陈谦的《繁枝》立志于“深”和“新”。所谓“深”,一是“深”在小说的立意。应该说,此类题材过去经常看到,如何超过它们的深度,是一个摆在有作为的作家面前的问题。如今的时代,文学领域还有没有表现和反映过的东西吗?可以说,几乎没有。我们都是在吃前人的“剩饭”。然而,题材的深度却有无限的可能性。立蕙的“现场”和回忆以及故事的发展,向我们揭示了人伦之复杂:爱可以是这样的吗?除却“海外”二字不说,其实天下人情同此理,那就是可怕的虚荣,可怕的追求“圆满结局”,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对爱情、婚姻和家庭进行一番不是毫无意义的质疑。立蕙因为儿子珑珑的作业手绘“家庭树”而联想起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锦芯,联想起她们的学生时代,联想起她们在人生道路上的种种际遇,甚至锦芯为了不让自己的婚变可能成为事实而谋杀,为躲避治罪而逃逸,这样的“家庭树”的一个“枝杈”。在一定时候,无可置疑,爱是有其虚伪性的。虚伪的爱其实是不爱,虚伪的爱可能导致悲剧,导致可怕的结局。在对于爱的一片赞美声中,陈谦的《繁枝》如一颗石子,激出了静水里的涟漪,打破了表面的静止,使人们看到了其中的漩涡和可怕之处。

      二是“深”在小说的意境。“意境”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仙境”,可以说是中国独到的审美范畴。评价“意境”一般不用“深”,而用“高妙”之类的词汇。可是,在这里我偏偏以为唯有“深”字可表达我的真意。如上所说,小说立意深刻,如将其立意深刻之小说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只有相应的语言组织方式才能完成。这是一部优美语境下的悲剧,整个叙述委婉、细腻、美妙,景物描写情境无不到位。在这样的描写里,意境深藏其中,有时让读者有深不可测的“绝望”,而就是在这个艺术的悬崖上,希望之光突然高照,险处逢生,凄美中含义依稀可见。那种预示的微妙似露不露,其表现的力量更加了得。如:

     锦芯的家在一条隐秘的弯道尽处。……这是一个在小坡顶上开出的宽大平台,边缘近房子一侧有棵巨大的橡树。近午的阳光穿过,在地上打出斑驳光影。喷泉池子的中央坐着一条线条柔美细致的铜雕美人鱼。水柱从她双手托着的水瓶里喷流而出。池边有些铜莲叶,青蛙和龟,一圈小小的水柱,轻缓地喷吐着水花,水声清亮舒缓。平台边缘高矮不一的花坛花带里开满了绣球、天堂鸟、玫瑰和热带兰花,夹着阔叶蕨根类热带植物。

    锦芯的家是地中海式两层楼房。外墙刷成细腻的姜黄色,有几个错落的尖顶,看上去很有气势。深栗色原木的门窗,同色调的细巧铁件外饰,配着质感厚重的红瓦,给房子外观平添出低调的雅致。左侧那蓬茂盛的三角梅,在阳光下开出一片烂漫艳红的花朵。

     从这里远望,旧金山国际机场伸向海湾的跑道清晰可辨。山下密密麻麻的房屋像是浸在灰蓝的水里,高速公路上南来北往的车辆若隐若现,静中有动。立蕙想象着这儿的夜景,有些走神……

     如此美艳过分的景致描写,你难道认为是一幅歌舞升平的景象吗?你难道不认为这里一定隐藏着某种东西吗?意境之深难道不能由此看出冰山一角吗?同时,你一定也感受得到这景致的凄凉和惨沧,它隐匿之深的不可告人的奥秘。实际上,整部小说就是一个大的意境描述,就是一个整体的隐喻,一个谜一样的迷宫似的意境。

     所谓“新”,一是结构新颖。小说前半部只是“开始”,盘桓在一些描述之中,作者把这些描述铺开来说,几乎没有离开过过往琐事的回忆,给小说来了个大大的铺垫。本来嘛,这是小说艺术所允许的,因为小说前部分的“从小处说”只是后来大惊奇的“丢包袱”,我们丝毫不能小看这“婆婆妈妈”的“絮叨”,这样一个一个绕来绕去的圈子,一个长长的“序曲”。惟其如此,才是艺术,才是小说艺术的真正表征。一部《红楼梦》,多少琐碎事,几多儿女情,还不是为了写出“呼啦啦似大厦倾”——那个时代的真实?尽管曹雪芹痛心疾首极力想挽住狂澜救赎出那个大家庭,可是没有用,现实的结论是不能改变的,现实主义掌握了他手中的笔,在历史的长河里,他只能承认事实。而事实在过程中,更在结果里。《繁枝》也是这样,不论“序曲”多么悠长,那都是必要的演奏,没有这样的漫长的演奏,就难以胜任如此的主题,就不再成其为艺术品,就不是这部小说了。——这是小说与故事的不同之处,也是艺术品质高下的分水岭。小说是艺术,绝不是讲故事。写小说就不能怕铺垫,不能怕被人说“下笔千言不着边际”,不能在那里追求所谓“开篇就是高潮以此吸引眼球”而丢掉优雅的艺术品评。这里的“不能”,是有前提的,是一种需要,是艺术的要求。有人说,陈谦的《繁枝》“也不能摆脱‘半部杰作’之嫌。小说前半部分相当生动地为我们演绎两个家族两代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曲折的情感交往,展现海外华人深切的亲缘意识。但小说后半部分主题迁移,FBI出场后,小说从追索家族的‘繁枝’转为探察海外华人锦芯与丈夫志达的婚变、谋杀的暗流。两个主题互相牵扯,最终都没有得到深刻的表达。”是误读,是没有从艺术的本质看问题,也没有从小说的主体看问题,是只看了故事而忽略了小说特质。我们看《繁枝》如同看《红楼梦》,如同看中国古典小说,只是这部小说“穿插”多于正叙,回忆多于当下进行时,小说不是时间—故事的叙事结构而是心理结构,以心理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二是语言新鲜。认真地说,小说语言没有特殊之处,但是我们又觉得特别新鲜,为什么?乃是因为作者很好利用了语境和语感特点,组合了有表现力的语句和词汇,在微微欧化的句式里,紧紧扣住汉语母语语法特点,大量运用了俗常语言,平常而新奇,阴郁而沉着,形成了它的独到的表现力。小说的语言基本上是描述,是那种讲述式的描述,娓娓道来的描述。

     ①一切都是从珑珑的课业项目开始的。当忙碌了一天的立蕙被珑珑唤到起居室,观赏他手绘的“家庭树”时,她完全没有想到,那些珑珑用彩笔画出的枝叶里,竟藏着许多的人和事。

     ②立蕙走出锦芯家的大门,站在台阶上等智键去将车开过来。远远望去,海湾边的万盏灯火已埋在雾中,近处山林里的林木也变得模糊,天际沉沉一片漆黑。立蕙抬起头来想,锦芯今夜在沙漠里,应该能看到更多的星光,或许,她会觉得离天更近了。

     这是《繁枝》的开头和结尾。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以上所说的特点。或者,这语言显得有些“陌生化”吧,是那种亲切的陌生,总觉得有种力量在里边,有种特别的意义,让你不能不对小说产生厚爱,想读下去,想读出其中的滋味出来。

     邵丽的《阴阳虚》,把男性精神型肾虚和大学里小小的官场博弈结合起来,读来颇有趣味。陈伍长是一个学院的教授,系副主任,红学专家,学科带头人。原系主任年龄到站退休了,主任一职空缺。按说,伍长有相当的条件担当此任,他本不想当什么主任,可是情势所趋,也进入了争当主任的行列。本来和其他副主任还算不错的关系,一下子成了竞争对手。丈母娘和老婆给他出主意,他鬼使神差去给支部书记送礼。他几乎要庆贺这一次的举动了,因为支部书记给了他“定心丸”,好像主任一职已经是他的了。不巧的是,支部书记要调动,他的礼也许白送了。他父亲的病又牵动了他,给他乱上加乱。后来父亲去世,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他的肾虚也几经折腾,愈发不行了。他不想竞争了。正好老婆的娘家舅从美国回来开办公司,一家人决定搬迁上海。伍长也想离开这里,恳请院长放他出去。为保险起见,伍长在没有正式办理手续之前到上海落实工作,上海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教授之类不再吃香。他的恩师给他帮了忙,好不容易在师弟那里谋了个缺儿。他正准备告别学院,院领导找他谈话,他送礼一事被人举报了,帖子发在网上,造成不好影响。丈母娘和老婆都先行去了上海,女儿的学籍问题还在解决中,所以他和女儿暂时“留守”。女儿受不了爸爸被人在网上发帖的侮辱,大哭大闹。女儿扔给他的从网上打印来的帖子“石头痴梦火入邪魔,红包公子情迷宦途”,他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连看也不看,就叠成了纸飞机——

      微微一笑,提笔写上“红楼梦魇”四个字,从窗户里掷了出去。飞机呼啸着在二十五层楼盘旋了几个圈,然后才找准了方向,一直俯冲了下去。

     这是故事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并不意外。一个并无官瘾的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扭曲了自己,几近犯罪。谁之过?是他的老婆和岳母吗?是他自己吗?从小说来看,他们都不是坏人。小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在一定时候的异化。人性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改变它本来的轨道,许多人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自己的反面。陈伍长的个案有其普遍性意义。

     “新浪潮”里,是裴蓓的中篇小说《制片人》。这是一部好看、耐看且十分沉重的小说。作者表面上是揭开了影视拍制圈内的某些真实,而实际上何尝不是写出了这个世界的艰难复杂。世情艰险,人心诡诈,而所谓成功却是建立在残酷的摧毁之上。在这个世界上,正常的人性还有没有?理想的秩序还有没有?美好的道德还有没有?纯净的追求还有没有?连艺术都可以被强暴,还有什么不可以作践呢?一个剧组一个世界,一场电影一场风云。我真不知道是应该歌唱这个物化了的世界,还是应该诅咒它?它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如此发展下去,我们人类将向何方?小说里,“我”是制片人,在导演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临时顶替,自导自己编写、自己投资制片的电影《幻影》。哪知道一接手就出了大问题:女一号假戏真做,从顶楼跳下来,在医院抢救,生死未卜。接着,合伙人不再投资,女一号素琴的后妈要告官,剧组吴一根背地里使绊子,剧组闹解散,钱荒,戏难以拍下去了。“我”把唯一的房产当了出去,暂时稳住了情绪,素琴也醒了过来,带伤继续拍戏。好在电影杀青,审查过关,可是发行又成了问题,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艺术片。所当房产眼看就要被拍卖,“我”所面临的将是无家可归。此时,素琴突然死了,她是因为和心仪的李堡发生争吵而突发脑溢血死的。素琴的死,让“我”的电影成了热片,“我”被死了的素琴救了。素琴的后妈成了全国人民千夫所指的“恶魔”,她只得电话委托“我”料理素琴的后事。“我”把素琴送回她家乡的土地上,依着素琴的墓碑,在心里祭悼,不知是祭悼素琴还是祭悼自己。小说里的几个人物都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既有生活气息又有抽象作用。“我”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化人,不知这影视圈里有多深的“水”,可以我决心要拍一部艺术片,并且不改变自己的初衷。“我”有点理想化,理想主义地对待制片,究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对待生活。“我”几乎被真实搞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凄惨至极。吴一根的表现恶劣、刁钻、出卖、市侩、滑稽、实际、拜物,但是他也许不是太坏,他还是“我”本家的叔叔,“我”不用他用谁又能放心呢?相比之下,素琴比较纯洁,她爱李堡,对别的男人从来都是不屑一顾,在影视圈里是出了名的“怪异、有病”。她从楼顶跳下来是因为李堡和女二号暧昧,她最后的死是因为李堡不能留住。她是爱情的牺牲品,更是红火的票房价值的牺牲品。当然,作者的重心不是要写素琴,素琴只是小说中的一个故事,一个为了作品大主题的支架故事。她的死与《幻影》的得以上映,形成了绝大的讽刺,那意义不言自明。

      说的力度很大,小说的可读性很强,可是小说的形式并不新,它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手法,讲述的成分多些。说它是“新浪潮”,我以为也许“新”在题材上,“新”在表现上,“新”在胆气上。

    “诗歌”一栏里,雷平阳的《波兰诗篇》,写了诗人在波兰的一些感受。可以说,诗人是真挚的,诗句也是平实的,可是掩不住激荡的心绪。“在华沙,与胡佩方女士交谈”,记述了与胡女士的邂逅经过,唱出了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情,也歌出了祖国对他们的牵挂。胡女士“呼唤她莫须有的外孙子”,诗人“在寻找坐在海面上抽烟的老外婆”,“华沙的灯光,犹如中国秋天的月色”,毕竟血浓于水,天下华人非亲即故,原是一家人,其情可歌可泣。“寂静”、“在日拉尔夫镇”、“华沙街边”、“致米沃什”、“笑声”、“肖邦故居,遇雨”和“华沙街头的招贴画”几首,从不同的角度,写了波兰的苦难。“几颗钉子,就能将信仰∕钉死,永远挂起来”,似乎有些可怕,信仰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是信仰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哪里出了问题?苇子的《口袋里的魂魄》,多写的是诗人的感慨,诗人对时光、对雾、对魂魄、对暗夜和鸟、对西湖右边的堤岸以及对爱情的探求、感念和赞叹。诗人说,为了“简单”二字,“我付出了一生的事业、情感,与爱!”诗人有几许的伤感,面对大雾,唱出了“我迷恋生活,更迷恋卡夫卡的雾状的脸庞”,雾让诗人出现了“今生唯一的盲区”。诗人总觉得自己的魂魄是装在口袋里,“像一个蒙面人∕它把我拉入最深的黑暗,用强大的力量擦亮我的身体与所见!”诗人太热衷于多愁善感,以至于“今晚西湖,白堤的右边∕湖光把我孤独的身体推向了秘境深处”。在“低垂的汉语”一首里,诗人歌唱了爱情,歌唱了爱情的甜言蜜语以及静寂的奥秘。

  柳丝愈加地低垂

  此时的汉语愈加地精细、幽暗、微热

  她的魂魄,追随着这特殊的语句

  布散在这微风中

     含蓄、优美,有一种让人神往的力量。爱情是美的,歌唱爱情的诗句也是美的。美的东西总是能感染人的。相信读了组诗《口袋里的魂魄》的人会从中得到不少的启发,使我们的灵魂有所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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